1950年春天，石家庄郊外的刑场上站着一位消瘦的中年男子。
他穿着没有徽章的旧军装，平静地问身后士兵：“我要跪下吗？”得到否定回答后，他挺直腰杆望向北方，枪声响起时眼角滑落一滴泪。
这个用最后尊严面对死亡的人，正是抗战时期拍摄过2万多张珍贵照片的战地记者沙飞。
故事要从1936年秋日说起。
24岁的广东青年司徒传在上海美专读书时，用攒了半年的钱买下人生第一台相机。
他给自己改名沙飞，就像被风卷起的沙粒渴望记录时代。
那年10月，他在鲁迅病床前按下快门，拍下了文豪生前最后时刻的影像。
11天后，他又用相机完整记录了万人空巷的鲁迅葬礼，这些照片让“沙飞”这个名字传遍全国。
展开剩余73%抗战爆发后，这个文弱书生做出了惊人决定——背着相机投奔八路军。
在晋察冀军区，聂荣臻将军把自己缴获的法国相机送给沙飞，每月还给他8元津贴，比将军自己都多3元。
沙飞用这台相机留下了平型关大捷的硝烟、长城抗战的血迹，还有聂荣臻将军蹲着给日本孤儿喂饭的温暖画面。
最令人动容的是，他冒险拍摄到白求恩跪在门板上为伤员手术的场景，后来这张照片成为国际主义精神的永恒见证。但战争的阴影始终笼罩着这位记录者。
1943年寒冬，日军对根据地进行大扫荡时，沙飞和战友们被围困在冰天雪地中。
他亲眼看见日军将八路军女战士两月大的婴儿扔进沸水锅，用烧红的铁棍戳瞎俘虏的眼睛。
逃出生天后，这个曾经爱说笑的摄影师开始整夜失眠，总说听见死难者的哭声。
有次暗房冲洗照片时，他突然对着显影液里的日军影像又踢又打，把药水泼得到处都是。
1949年深秋，肺结核缠身的沙飞被送进石家庄白求恩医院。
当他发现主治医生津泽胜是日本人时，潜伏的创伤记忆突然爆发。
但这个曾用镜头记录日军暴行的男人，此刻把对侵略者的仇恨投射到眼前穿白大褂的医生身上。
12月15日清晨，津泽胜刚把听诊器贴在沙飞胸口，三声枪响就划破了医院的宁静。
法庭上，昔日战友流着泪证明沙飞精神异常，但当时中国还没有精神鉴定的概念。
聂荣臻将军颤抖着手签下死刑令时，特意嘱咐炊事班：“给他做个鱼，他最爱吃鱼。”
刑场上，38岁的沙飞至死都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八路军装，衣领上还沾着暗房药水的黄渍。
历史在36年后给出了答案。
沙飞的女儿翻出父亲发病时写的日记，上面密密麻麻画着带血的相机和破碎的胶卷。
经过现代医学鉴定，确认他当年患有严重的精神分裂。
北京军区撤销判决那天，聂荣臻将军的秘书透露，老将军临终前还在念叨：“要是当年有心理医生……”
当我们翻看沙飞拍摄的照片，既能看见战士冲锋时扬起的尘土，也能发现角落里百姓家破碎的瓦罐。
他用镜头凝固了光明与黑暗交织的时代，自己却成为战争创伤的活标本。
这个用相机对抗侵略者的男人，最终被战火灼伤了灵魂。
他的故事让我们懂得，有些伤口不会随着硝烟散去，那些记录历史的人，往往背负着历史最沉重的影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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